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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毅之士田丰不应被遗忘的谋士

发布时间:2020-12-29 09:00:52 阅读: 来源:电动枪厂家

刚毅之士田丰:不应被遗忘的谋士

东汉末年,政局迭荡,群雄纷争。其间,不仅各类英雄豪杰层出不穷,演出了一幕幕争霸天下的活剧,而且还出现了众多的谋略之士,他们各为其主,互相斗智,给当时历史增添了奇妙的色彩。其中如荀彧、郭嘉、诸葛亮、鲁肃等,其声名至今仍广为流传。但也有不少杰出的谋士运计虽奇,但所托非人,终致事迹失载,埋没无闻了。这类人物恐以袁绍之谋士田丰、沮授最为典型。

一、据《三国志·袁绍传》(下文引该书不另注)注引《先贤行状》记载:“丰字元皓,巨鹿人,或云勃海人。丰天姿瑰杰,权略多奇,少丧亲,居丧尽哀,日月虽过,笑不至矧。博览多识,名重州党。初辟太尉府,举茂才,迁侍御史。阉官擅朝,英贤被害,丰乃弃官归家。”这是有关田丰早年行迹唯一完整的记载。田丰生不逢时,处于王权中衰,世事纷扰的乱世。当时腐朽的宦官集团与士大夫势力间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较量,对宦官的态度如何,是当时评价士人高下的主要标准。桓、灵之间,宦官凭借皇权的威力,兴起两次“党锢之祸”,不少士人领袖被诛杀、禁锢。田丰正在洛阳任职,其态度如何呢?所谓“阉官擅朝,英贤被害,丰乃弃官归家”,表明他虽没有直接参与反宦官的斗争,但显然是站在士大夫一边的,其“弃官归家”,便是对宦官专权的抗议。

中平六年(189),袁绍剿灭宦官势力,但胜利果实被关西军阀董卓窃取。为笼络人心,董卓一开始曾在朝廷内外“显拔幽滞”,起用士人代表,韩馥被委为冀州牧,冀州主要的士人如田丰、沮授、审配等都应辟入幕。韩馥为颍川人,对冀州地方势力怀有疑虑,于是起用河南故人,还曾专门派人回颍川援请士人入邺,而对冀州士人则加以压制。韩馥的这种政策,直接引起了冀州士人的倒幕活动。

当时割据冀州有不少优越条件,如受战祸破坏程度轻,人口较众,储备也丰,故称“夫冀州,天下之重资也”。韩馥能否占为己有,取决于地方士人的支持程度。从冀州士人的角度而言,他们选择的军政首领应具有一定的才能与声望,而韩馥“素性恇怯”,人称“庸才”,不可能稳定冀州局势,进而图谋发展。此时,袁绍奔河北,领勃海郡太守,领导关东地区的反董卓战争,被推为盟主。袁绍家族自高祖袁安以下“四世三公,由是权倾天下,绍有姿貌威容,能折节下士,士多附之”。董卓西迁后,袁绍迫韩馥让位,冀州士人多应之。田丰为当地士人代表,袁绍“卑辞厚币以招致丰,丰以王室多难,志存匡救,乃应绍命”(注引《先贤行状》)。

二、汉献帝初平二年(191),袁绍登上冀州牧位之后,为巩固统治基础,曾一度重用冀州士人,田丰、沮授、审配等主要人物都被辟举,“甚见器重”,成为袁绍幕中主要僚佐。

冀州士人也希望借重袁绍之威名和声望,稳定河北局势。为此,沮授在其对策中为其明确规划了发展前景及其步骤与条件,概而言之就是稳定冀州、控制河北,创造条件以兼并河南。田丰是这一战略规划的主要执行者。平定冀州和河北地区,主要的对手是幽州军阀公孙瓒和黄巾余部“黑山贼”。

田丰屡随袁绍出征,为其筹画,史称“绍用丰谋,以平公孙瓒”(同上),反映了他的功绩。及至建安年间,袁绍控制了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,实现了“横大河之北,合四州之众”的战略构想,下一步便是进行用兵河南的战略转移了。但田丰、沮授在为袁绍制定发展战略时曾指出,实现这一战略转变必须具备一个重要条件,即迎奉汉献帝,取得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舆论优势。沮授在初平二年(191)的对策中明确提出了这一点,与此同时,田丰也“劝绍迎天子,绍不纳”(同上)。这一谋略在当时确是深谋远虑,比曹操集团荀彧的提议早了三四年。他们在局势最混乱的时候,已经洞悉了历史必然归于统一的趋势,并提出了一整套切合实际的战略和战术,应该说,他们是历史上杰出的谋略家。

令人遗憾的是,袁绍没有采纳这一建议,利用有利时机将汉献帝迎奉至邺城,从而铸成了无可挽回的错误。我们知道,汉朝统治了数百年,加上当时儒学兴盛,士人重名节。

在这种时代背景下,谁抢先控制汉献帝,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,便会取得王者之师的地位。袁绍之所以错失良机,主要是急于称帝的心理在作祟,以致利令智昏。他以为“若迎天子以自近,动辄表闻,从之则权轻,违之则拒命,非计之善也”(注引《献帝传》),并公开进行称帝的尝试,因“众情未同”而作罢。从局势发展情况看,建安元年(196)汉献帝都许,可以说是袁、曹两大军事集团的转折点。

曹操“收河南地,关中皆附”,斥责袁绍“专自树党,不闻勤王之师,而但相擅讨伐”。这时袁绍始觉问题的严重性,“乃欲移天子以自近,使说曹操以许下埤湿,洛阳残破,宜徙鄄城,以就全实”。但这简直是异想天开,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曹操的拒绝。

有没有办法夺回汉献帝呢?田丰仍在进行最后的努力。他进计曰:“徙都之计,既不克从,宜早图许,奉迎天子,动托诏令,响号海内,此算之上者。不尔,终为人所禽,虽悔无益也。”(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)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。当时曹操在河南尚不稳定,军事力量远不足以对抗,袁绍若果断地以武力相胁,曹操必会让步。但袁绍仍犹豫不从,失去了最后的机会。从此,曹操在河南迅速发展,声誉渐著,而袁绍之名望锐减,被视为“逆德”。

三、建安四年,袁绍彻底消灭公孙瓒,控制了河北四州。与此同时,曹操基本控制了河南地区,形成了对抗之局。袁绍深感其威胁,“简精兵十万,骑万匹,欲出攻许”。

从表面看,袁绍占地之广,军队之众,装备之精,供给之丰,都占有绝对优势。不少幕僚、将士都以为“以伐曹氏,譬若覆手”,以致“将士愤怒,人思自骋”(注引《献帝传》),袁绍集团上上下下弥漫着一股骄狂之气。只有田丰、沮授比较冷静,谏绍曰:“师出历年,百姓疲弊,仓庾无积,赋役方殷,此国之深忧也。

宜先遣使献捷天子,务农逸民;若不得通,乃表曹操隔我王路。然后屯黎阳,渐营河南,益作舟船,缮治器械,分遣精兵,抄其边鄙,令彼不得安,我取其逸。三年之中,事可坐定。”(同上)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战略方针。它要求袁绍先整肃内政,发展生产,争取舆论,再“渐营”河南。从后来的实战情况看,曹操最惧怕这种战术,如果袁绍依此行事,可以牢牢控制战争的主动权,收到不战而胜的奇效,可惜袁绍未能采纳。

做为第一流的谋士,田丰善于见微知著,灵活应变而不拘于陈式。建安五年,曹操得知袁绍欲南下决战,而东南徐州在刘备手中,依附于袁绍,为避免将来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,曹操亲领大军东征。

其谋士屡谏,惧袁绍乘机断后,曹操认为袁绍“性缓”,必迟疑不决。田丰看到了这一机会,进言袁绍:“与公争天下者,曹操也。操今东击刘备,兵连未可卒解,今举军而袭其后,可一往而定,兵以机动,斯其时也。”(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)袁绍若立刻兴师,曹操便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之中,这是曹操最不愿意看到的事。相反,袁绍不出师,刘备会很快失败,曹操回师布防,专心抵御袁绍,形势便发生了变化。

袁绍智不及此,竟“辞以子疾,未得行”,田丰举杖击地曰:“嗟乎,事去矣!夫遭难之机,而以婴儿病失其会,惜哉!”可谓爱之深,则言之切。但袁绍“闻而怒之,从此遂疏焉”(同上)。对此,历代论者无不为之叹息。胡三省说:“绍攻公孙瓒,而操乘间东取吕布,操击刘备,而绍不能袭许,此其所以败也。”(《通鉴》卷62胡注)

曹操返师,在黄河南岸设阵布防。袁绍开始大举南征。田丰“以既失前机,不宜便行”,谏曰:“曹操既破刘备,则许下弗复空虚。

且操善用兵,变化无方,众虽少,未可轻也”,并且重提“渐营”与“久持”之术,希望袁绍“外结英雄”、“内修农战”,整治部伍,再施以“乘虚迭出”之计,即左右出击,使对方疲于奔命,不战自溃。他最后警告袁绍:“今释庙胜之策,而决成败于一战,若不如志,悔无及也。”袁绍不纳,田丰“恳谏,绍以为沮众,遂械系之”(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)。

当曹操“闻丰不从戎,喜曰:‘绍必败矣。’及胜,复曰:‘向使绍用田别驾计,尚未可知也。’”(注引《先贤行状》)此后袁绍南征,在具体战术上又不断失误,终于在官渡被曹操击溃,几乎全军覆灭。逃亡途中,不少将士痛定思痛,“抚膝而泣”,曰:“向令田丰在此,不至于是也。”有人以为袁绍会改弦更张,对田丰说:“君必见重。”田丰深知袁绍“外宽内忌”的病态心理,说:“若军有利,吾必全,今军败,吾其死矣。”果然,袁绍说:“冀州人闻吾军败,皆当念吾,惟田别驾前谏止吾,与众不同,吾亦惭见之。”(注引《先贤行状》)于是将其杀害。做为聪明过人的一代杰出的谋士,田丰竟落得这样一种结局,真是一幕令人寒心的悲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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